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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2022-10-08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2019年12月,中共中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标志着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四大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布局的形成。国家文化公园以实践先行为其建设模式,是目前世界独一无二的、富含创新性和创造性思维的实践探索,也是新时期遗产保护与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国的大江大河中占据突出地位。黄河流域及其沿线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根源,是新时期提高黄河文化和大河文明影响力的立足区域。建设黄河文化公园是保护、传承、弘扬、开发与利用黄河文化的核心举措,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文化支撑。

        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有利于推动地区间的文化联结与民族情感记忆的升华,对区域经济协调与高质量发展、提高文化形象与国民认同感、促进国际友好交流也具有强大的推动力。旅游及相关领域学者目前已开始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研究跟进,从高质量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与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有指导意义的观念,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视角日益多样,相关成果较为丰富。但现有研究较少对黄河文化多角度、整体性、大视野进行全面综合研究,对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重要意义的深入挖掘力度不够,全面保护、传承与弘扬黄河文化现代路径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也较少。

        因此,必须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准确把握,从而为当下建设与后期管理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与指导,为国内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公园、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

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概念为我国首创,在国际上并无先例可循。目前国家文化公园在官方文件中并未被准确定义。

有学者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保护、传承和弘扬具有国家或国际意义的文化资源、文化精神或价值观为主要目的,兼具爱国教育、科研实践、娱乐游憩和国际交流等文化服务功能,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建立、扶持和监督管理的特定区域;

或者国家文化公园是依托“遗址遗迹”和“建筑与设施”等人文旅游资源,具有代表性、延展性、非日常性等主题,由国家主导生产的主客共享的国际化公共产品。这些概念从国家文化公园的目的、主旨、职能和管理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界定,但对更深层次的内涵并未做出具体解释。

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最直接的区别,就是作为文化资源的空间载体的国家文化公园以传承、弘扬与保护优秀文化为宗旨,以突出文化传播与影响力、彰显文化价值为其首要目的。因此,国家文化公园的选择与建立更多考虑的是文化资源本身具有的特殊价值、社会影响力和发展潜力。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指出要将黄河列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名录之中。黄河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与尼罗河、恒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主要的文明发祥地,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无可取代的突出贡献。

与其他三大文明相比,得益于汉语言以及系统的古典文献绵延不断、流传至今,黄河文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也得以较为系统和完整地保存并延续下来。古往今来,黄河文化一直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中占据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有利于通过黄河文化投射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融合、发展、演化进程,揭示中华文明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关键节点,从而坚定中华人民的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解可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和“公园”四个方面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进行阐述。国家是建设主体,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站在国家高度的顶层设计,始终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具有国民认同度广泛、充分体现国家形象、彰显大国风范等特征与使命。

黄河是建设范围,包括空间范围和符号范围,黄河流域及其沿线附近地区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地理上的空间位置,黄河本身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和重要标识。文化是建设内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就是充分展现黄河文化以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包容性,将黄河流域及其沿线附近区域的文化符号串联起来,并将其打造成为统一的文化符号。公园是空间载体,以公园为特定的开放空间形式,集中打造黄河文化的重要标志,通过推进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和传统利用四类主题功能区建设,协调推进黄河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开发与利用进程。



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须考虑的若干问题

(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属性问题

相关理论表明,国家文化公园具有多重属性,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自然也不例外。

第一是全民属性。公园是全民性的公共场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应当归全体国民所拥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应当是每一个人的国家文化公园。

第二是文化属性。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主要是依托黄河文化资源进行建设的,以文化传承和遗产保护为核心理念,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第三是经济属性。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进程的一次创新性实践,有助于加快相关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四是政治属性。通过展现奔腾不息的黄河精神,凸显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集中展示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第五是游憩与教育属性。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不仅能够为人们提供合适的旅游活动和休闲场所,更是生动的教育素材,帮助旅游者深入了解、挖掘黄河故事,有效地将黄河文化传承与爱国情怀融入国民教育之中。

第六是自然属性。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以黄河流域及沿线附近区域生态环境为背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众多属性之中,全民属性是根本属性。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缔造者,黄河所具有的文化资源和体现出的民族与时代精神也是属于人民群众的,只有从全民属性出发建设和管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才能体现国家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文化属性是核心属性,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文化,其核心价值观与奔腾不息的黄河精神一脉相承,因此黄河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开发与利用、传承与创新必将成为具体建设的重心和落脚点。经济、政治、游憩与教育和自然属性为扩展属性,是在以展示黄河特色文化为主线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体现出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应当具备的其他职能。这些属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间紧密联系与交叉,如黄河治河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成为优秀的研学旅游资源,亦是保障区域生产生活稳定有序和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的体现。



(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与其他国家公园、国家文化公园的关系问题

从国家公园到国家文化公园,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不断进行着道路探索与创新。国家文化公园由国家公园引申而来,是国家公园新的发展形式,也是国家公园理论的延续。从命名上看,两者较易混淆,加上目前普遍对两者概念界定不清,容易出现将国家文化公园简单理解为国家公园,或是将国家文化公园理解为隶属于国家公园的一部分等错误认识。

事实上,国家公园与国家公园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公园体系包括国家公园、国家文化公园和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类型的公园,因此,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均为国家公园体系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应当是并列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从具体属性上看,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分别以自然和文化属性为核心属性,其他属性为扩展属性,但由于国家文化公园范围更广,其他方面的属性相对国家公园来说就会更加明显,如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属性明显强于国家公园的文化属性,国家文化公园的游憩属性也要强于国家公园。

目前我国已公布的国家公园,基本位于省域内部或省域交界处,其空间范围多为局部的自然地理区域。黄河干流流经区域包括全国9个省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范围要比任一国家公园都要大得多,其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经济环境也要复杂得多。

相比其他3个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辐射范围也要更广一些,这是因为虽然目前四大国家文化公园均总体呈现带状分布格局,但黄河流域支流众多,部分区段也可能呈现面状分布的格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与其他国家文化公园名称上是相互独立的,但由于黄河与长城、长征、大运河等地在空间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就会造成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与其他国家文化公园在空间范围上出现一定的交叉,如洛阳、郑州、开封、济宁等地位于黄河与大运河交汇(或并流)处,这些地方同时属于黄河和大运河这两个国家文化公园的范围之中。


(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长短期目标问题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巨大的工程,应从短期和长期对其建设目标进行通盘考虑。从近期来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全面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品牌。

具体来看:

一是通过建设国家、省、市三级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体系,形成国家总负责、省级政府总实施、地市政府与各部门协同参与的建设和管理模式。

二是建成黄河流域及沿线附近地区文化资源数据库,初步形成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的局面。

三是完成黄河文化挖掘、保护、传承、弘扬标志性工程建设,并紧密结合黄河文化旅游资源的实际情况,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通过项目的打造,以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三种方式,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进一步提升黄河文化旅游品牌内涵,努力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黄河文化旅游品牌,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经验,为全面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和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从长期来讲,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目标就是要形成黄河文化产业体系和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从其发展定位来看,最终要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打造成为人们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使其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使黄河文化旅游成为我国文化旅游新品牌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亚洲共同价值观、推动世界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力量。

从学科体系建设来看,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拓宽“黄河学”的研究边界,壮大“黄河学”的研究体系。从文旅融合发展来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旨在建设推动新时代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与模式,实现黄河流域历史名城文化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为实现我国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从文化传承保护弘扬来看,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使黄河文化展示最终要形成一条集生态圈、艺术创作、文物收藏、文化展示、人才培养、设计创意、生活体验等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链,同步导入沿黄黄金旅游带与可持续发展构建的创新活力,最终实现“积极保护”与“有的放矢”、“因地制宜”与“亲近大众”、“活态展示”与“创新发展”的有机结合,达到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中华文明。

从产业布局来看,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合黄河流域相关产业资源,大力促进产业融合与协作发展,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沿黄产业空间布局,促进黄河经济带的构建。



(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边界问题

整体来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范围应以公园内部为中心,逐渐向外开放与扩张,最终影响全国乃至全球各地,整体形成“大开放、小封闭”的空间结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范围应当包括黄河干支流流经的相关地级行政区内符合《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提出的四类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的区域。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边界可从有形边界与无形边界两方面进行思考,从地理上的有形边界来看,其建设区域不仅包括黄河流域,这是因为就地理和水文方面来看,流域是指由分水线所包围的河流集水区,即如果区域降水最终汇集到某条河流中,那么该区域就被称为该河流的流域。黄河在流经黄土高原区域时带走大量泥沙,到下游区域流速减缓,泥沙长期在河床堆积,致使河床升高,形成地上悬河,导致沿岸附近区域降水无法直接汇入黄河之中。

如黄河下游的郑州、开封等地大部分地区,由于地上悬河的缘故,区域降水无法向北注入黄河,因此按照相关概念,两地不属于黄河流域;但两地地处黄河沿岸附近区域,区域文化无疑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区域自然理应当包括这两个地方。

因此,黄河文化并非仅包括黄河流域内的文化,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区域除黄河流域外,也应当包括黄河沿岸附近的地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边界并非仅包括确定的、孤立的、静止的有形边界,还应对黄河文化本身的影响力范围进行界定。

由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具体建设区域范围较广,人口密集,与各土地利用类型相互交叉,黄河文化本身的辐射和影响范围应当是动态变化的。因此,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能将其视作一个封闭的地理区域进行管理,而是通过制定一系列相关标注与行业规则,将符合条件的实体区域以及互联网平台纳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管理系统之中。

具体建设的重点须打破部门和地域限制,从整体布局上统筹协调,形成以点带面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文化载体密集地带和富有黄河文化重要意义的文化载体分散地带,文物和文化资源周边就近就便和可看可览的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现代文旅优质资源,城乡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的合理保存传统文化生态的传统生活生产区域是主要的建设区域,确立主体功能分区的范围,并以此为基点,充分发挥其作为中心地的职能,强化黄河文化在区域内部的作用力,增强黄河文化的影响范围,不断延伸黄河文化的“边界”。



三、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高质量建设的建议

(一)全面推动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现代转型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其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在“黄河文化”,因此,对于“黄河文化”全面、客观、系统、深入的认识与研究,应摆在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首要位置。各省(区)应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广泛开展在黄河文化资源方面的勘察工作,加强流域内黄河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深入挖掘黄河沿线流域地区的历史文化遗迹,围绕各流域内不同的文化遗产、治黄历史等,进行统筹管理、统一保护,为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贡献集体智慧。

围绕黄河文化的概念内涵、形态类别、时代价值、保护传承等方面,通过对黄河文化相关内容全面、客观的再审视,厘清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民族精神的内在关联;通过对黄河文化相关内容理性、深入的再认识,进一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构建黄河文化保护、传承的有效机制;认清黄河文化现代转型所面临的时代背景、机遇挑战,探寻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合理路径。建立健全黄河文化研究机制,调动各方面力量,构建高校研究团队-民间专业人士-广大人民群众三维度梯队,建设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对黄河文化相关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剖析,并共享相关研究成果,使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现代转型逐步形成全社会合力而为的良好局面。

(二)积极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研究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集中呈现的黄河文化积淀了丰富多元的文化价值,赋予了黄河各地段乃至整体上的黄河特质,构成多彩繁复的文化空间。各省(区)应在明确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路径的基础上,从构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廊道、认定标志性建设项目、加快信息驱动建设步伐、培育黄河文化旅游品牌、打造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形象标志和标识系统等方面,完善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的研究。

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根据各省(区)黄河文化资源特色,综合考虑当地的地形地貌、文化特色、资源特征等对黄河流域进行主题特色分区,确定其主题文化功能,使整个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在统一中分隔,在隔离中求得统一,形成统一而不臃肿、分散而不零乱、彼此隔离而又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明确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等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标准、功能定位和行政边界,并针对各类主体功能区,对国家文化公园内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制定新的准入标准和保护体系。

以河南段为重点建设区,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打造成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先行示范区,为其他省段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并及时与其他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及时对接,形成国家文化公园间资源统筹和优化配置的良好格局。

(三)建立并完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与法制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尚未对国家文化公园或者国家公园进行专门立法,现有相关立法也存在着整体协调性不足的问题,因此,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依赖于管理体制与法制保障上的顶层设计。从顶层设计来看,应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体制、空间范围、权责分配等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尝试构建政府、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共治的体系,加强黄河文化的传承、保护,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提供合适的管理体制,推动黄河文化传承发展走积极健康、常态化和规范化道路。从管理体制来看,应探索建立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所有管理事权、人权、财权、物权在应当以国家公园管理局、文化和旅游部为主体,并强调地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行政管理机构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充分明确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法律地位、保护目标、管理原则,确定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机构,合理划定中央与地方职责,研究制定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总体规划、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协调、生态补偿、访客管理等相关标准规范和自然资源调査评估、巡护管理等技术规程,建立并完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资源开发、产业发展、经营监管、财政金融等配套法律制度,做好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衔接工作。

(四)加快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步伐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发展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以文旅融合发展为抓手,以实现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和经济一社会一生态高质量发展为终极目标。黄河文化的弘扬要依靠持续推进文旅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确保标志性文化遗产和旅游景区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中精彩亮相,点亮黄河文化“金名片”,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样板。

从总体来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深度融合需要充分把握和利用文旅相关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溢出效应,将文化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作为“最广阔的文化市场”高度统一起来。

资源方面,要通过整合全区文物、旅游资源及博物馆、图书馆等重要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旅游资源大数据库,解决文旅融合发展的一系列基础性和长远性问题。

空间方面,应充分发挥世界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载体作用,打造沿黄文旅产业高地,提升城市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的文化和旅游功能,同时将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构建城镇一街区一民宿三级文旅发展空间体系。

要素方面,依托博物馆、艺术馆等公共文化场所,景区、度假区等旅游功能区,古城、古镇、古街区等文物空间,与国内外文旅战略投资商和知名文创团队深度合作,提升文旅业态的开发质量,培育集资本、科技、创意于一体的新型文旅业态。(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 程遂营、王笑天、王伟 原文刊载于《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19辑)